在公元 757 年 10 月的某一天，唐军跟搞叛乱的安庆绪部打仗，把叛军打得大败，顺利收复了已经丢了两年的京城长安。住在皇都的老百姓就算没有欢歌跳舞，那也确实是心里踏实多了。

可就在这时候，在杨国忠旧宅里的几个人成天提心吊胆、心慌意乱的，他们不是自己乐意待在这儿的。他们是被安禄山封了官的叛臣，长安收复的时候被唐军给抓住了，天天都害怕着等着被收拾，这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大诗人王维。

不过，王维晓得自己只是被贬成太子中允，依旧被唐朝的官僚体系容纳之后，捧着贬官的通知，他高兴得哭了。可谁能清楚这里面有多少是大难不死的欢喜，有多少是对这飞来横祸的恼怒，又有多少是对往昔风光时候的回想？

【“得意的前半生”】

王维来自河东王氏，这是北朝时天下头号姓氏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，他家五代人都当官。王维的母亲来自博陵崔氏，博陵崔氏是五姓贵族里排第一的，中宗时的宰相崔湜、睿宗时的宰相崔日用都是出自博陵崔氏。所以从家庭背景来说，用出身显赫形容王维特别恰当。

抛开家世不说，王维本人也特别有追求，很有实力。开元三年（715 年），15 岁的王维满怀少年的雄心壮志和意气风发走进长安，开始了他谋求仕途的生涯。

在唐朝，科举考试采用的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办法。一方面看试卷的得分，另一方面还要参照考生平常写的诗文以及名声来评定成绩。所以啊，那些想当官的人大多通过诗文去广泛结交有权有势的人，去拜访地位尊贵的人，期望能得到推荐。说白了，就是把诗文当作自荐信，用来敲开权贵人家的大门。

王维也是这样。但由于出身带来的便利，王维接触的是宁王、薛王、歧王这些王族。和歧王的交往让王维觉得有向上晋升的机会，野心激发诗意，接连创作了《从歧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》《敕借歧王九成宫避暑应》。

这时候的王维，岐王积极给他引荐，玉真公主也喜欢他，于是一下子就牛起来了，在开元七年（719 年）考中了京兆府试解元，开元九年（721 年）又进士及第，然后被任命为太乐丞。

刚踏入官场的时候，王维那叫一个意气风发。没多久，他就创作出了《燕支行》和《少年行四首》，里面有“拔剑已断天骄臂，归鞍共饮月支头。”

手一挥剑一落，就把匈奴人的胳膊给砍断了，就算自称是天骄那又能怎样？出征回来，将士们在马背上一起拿月支王的脑袋痛饮欢庆。“出身仕汉羽林郎，初随骠骑战渔阳。勃知不向边庭苦，纵死犹闻侠骨香。”

这首诗侠客味儿十足，跟李白《侠客行》里“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”意思差不多，到处都透着诗人想要建功立业、为国家立功的壮志豪情，这时的王维就像诗中讲的那个少年英雄，啥也不怕，激情澎湃！

在这期间他写的另一首诗《送綦毋潜落第还乡》，像“圣代无隐者，英灵尽来归”“吾谋适不用，勿谓知音稀”这些内容，显示出他对那时政治环境特别信任。

他觉得大唐王朝政治挺清明的，能任用贤才、接纳有本事的人，到处都是精英，根本不用归隐，大唐王朝就是个特别耀眼的政治大舞台，正等着他去发声呢。

心里怀着对政治生涯的美好期待，就算王维在伶人狮子舞那事儿里由于逾越礼制被短时间贬谪冷落，可他的政治热情还是特别高。像《上张公令》《献始兴公》，都是王维为自己政治前途努力的表现，他还说“贱子跪自陈：可为帐下不？”，以此表达对当时宰相张九龄的敬仰。

张九龄罢相以后，王维就算受到了牵连，可深知官场争斗门道的他马上向玄宗的新宠李林甫讨好，还恰到好处地借寄情山水，写出像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这类大家喜欢的名句，隐晦地表示自己对当下的地位很满意，没啥更大的政治野心，王维就这样在官场上继续“春风得意”。

【突如其来的灾难】

王维的好时光总有结束的时候。天宝十四载（755 年）十一月，安禄山举着讨伐杨国忠的旗号，率领十五万人，号称二十万，在河朔起兵造反。这场唐帝国的灾祸，一下子就打破了王维的舒坦日子。那时候，大势已去的唐玄宗听了杨国忠的提议，匆忙逃往蜀地，特别狼狈。

这次出逃行动估计是偷偷搞的，王维没准也是被唐玄宗说要御驾亲征这话给骗了的人之一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被自家君主扔在长安不管了。很快，被丢下的王维就被打进关中的叛军抓住了。

唐朝郑处诲在《明皇杂录补遗》里讲：“天宝末年，一群贼人攻陷了两京，大肆抢掠文武朝臣、黄门宫缤、乐工还有骑士，每次抓获好几百人，派士兵严格守卫，押送到洛阳。……安禄山尤其在意乐工，急切地寻找探访，十来天就抓到了好几百名梨园弟子。”

王维名声挺大，却没躲过安禄山的迫害。《旧唐书》本传里讲：“王维没跟上皇帝的队伍，被贼兵抓住了。王维吃药拉肚子，假装哑巴。安禄山向来怜惜他，派人把他接到洛阳，关在普施寺里，逼着他担任伪职。”

王维落到安禄山手里后，为了不当安禄山的官，悄悄吃药装作生病，还装聋作哑，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当伪官的命运。

此后，王维又被关在菩提寺里。国家局势衰败得这么快，个人的命运在这大时代里也这般经不住折腾，想起过去的事，伤心的感觉更重了。

王维在陷于贼手之后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《凝碧池》，诗是这样的：“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？秋槐落叶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

王维不再寄情于山水之间，身处这般被大环境所迫的状况，他深切知晓勉强活着有多艰难。这就好比鸟巢都翻了，哪还有完好的鸟蛋呀？

帝都沦陷带来的悲痛，还有对李唐王朝的思念，在纸上体现得明明白白，也向唐廷表明了自己的心思和态度，就是人在贼窝心向唐。

这次王维被俘，那可是遭了大罪。他装病逃跑没成功，接着就被刀剑威胁受尽屈辱，在严密的看管中被押解到了洛阳，还大病一场，整整十天啥都吃不下，前后被关押了十个月。

幸运的是安禄山这时候病了，没精力再去折腾，按照时间来说，安禄山在至德元年（756 年）六月末打下长安，王维七月被押到洛阳，关了整整十个月，到至德二年（757 年）五月才出狱，这时候安禄山已经被他儿子安庆绪给杀了。

不过，不管王维用啥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“附伪”是无可奈何，等肃宗带着百官回到长安之后，他依旧被归到了受贼官爵的那一类人里。这就又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情形了。

不过王维身陷敌营后的“曲折抗争”还是起了作用的。想想他的表现，再加上他兄弟王缙（唐朝平叛功臣）帮他求情，唐廷按照叛臣行为所定的处罚级别，就是“严重的在街市上处刑，其次赐自尽，再次重打一百杖，再次就是三等流放、贬官”，把王维划到了责任最轻的“次三等流”这一档。

王维总算保住了命，不过在官场上，再也难有啥大动静了。

【难以摆脱的“贰臣”标签】

不得不说，安史之乱不但是唐王朝从昌盛走向衰落的关键，也是王维人生里实打实的低谷期。这段不光鲜的过往，在他身上和心里都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，自此，“贰臣”成了王维想要淡化，却始终摆脱不掉的标签。

心灵的苦痛使得原本纵情山水、自在惬意的他，转而投身虚妄，借佛入世。安史之乱让在文学天地里纵横的王维，没法不面对政治人生的抉择及其带来的结果。他写的诗不再那么有桃花源般的浪漫和闲适了，倒是多了些吹捧唐朝王室、美化太平景象的味道。

像王维“使尽浑身解数”来表达对皇帝宽恕、施恩于天下的感激之情的《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诸公》：

突然承蒙汉朝的池沼归还了冠冕，才发觉殷王解开了罗网。太阳比起皇明来仍然显得昏暗，天齐圣寿也不算多。花儿迎着喜气都知道欢笑，鸟儿识得欢心也懂得唱歌。听说众多城池新有人佩印，又来到双阙共同鸣响玉珂。

来称赞大唐王朝重现万国来朝的情景——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：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”

从《送韦大夫东京留守》里的“曾是巢许浅，始知尧舜深。”再到《与魏居士书》当中的“圣人知身不足有也，故曰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”

前者是诗人对自己过去避世念头的深入思考，后者引用了《论语》里劝魏居士当官为朝廷出力的典故。

王维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站位，想要借此消除安史之乱给大唐王朝还有他自己带来的阴影。

青年时期，王维就挺懂佛学，晚年更是一心钻研禅门，拿修佛当心灵依靠，后人都称他“诗佛”。不过王维晚年对待佛道，不是躲进空门、逃避现实，而是把佛道当作跟政治亲近的办法。

在《为干和尚进注仁王经表》里说：“三千世界，全都尊奉仁王；五千善神，总是护卫乐土。使得成果平定，有无尽的安宁。穿缁衣的僧人和百姓，无比地欢庆喜悦。”还有《能禅师碑》里写的：“大多杜绝膻腥，效仿佛门的饮食……永远谋划着超脱尘世的法门，确实有助于帝王的教化。”

都把佛家的修行跟政治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佛道就是教化的途径，信佛修道也是为了拯救民众、造福百姓。王维对待佛学的态度，也体现了当时朝廷众多士大夫群体的情况。后来的一批理论改革家选取佛家的精髓要义，跟儒学传统相互融合，成了“宋明理学”的起源。

不过呢，理学大家朱熹对王维崇佛这事儿可不认可：“王维在开元年间因诗出名，遭遇安禄山叛乱时陷在贼营里，不能以死明志，叛乱平息后，幸运没被诛杀。这个人没啥好说的，他的诗虽说清雅，可也萎靡柔弱，缺少骨气。”

在后人朱熹看来，王维被俘后没“以死明志”，晚年又信佛修道，逃避现实，连文学创作都受了影响，这绝对是他人生的一大败笔。不过，朱熹真就能比王维更好地解决那些王维经历中的难处吗？

【结语】

王维这一生，就在文学和政治当中纠结着。文学让他前半生的官途顺遂，也给民族传统文化宝库添了彩。可文学终归不能等同于政治，也没法帮王维从当“贰臣”的经历里让灵魂得到解脱，这就迫使王维到佛学里去找能让文学和政治和解的“第三条道”。

但恐怕王维自己都想不到，他的诗文没有因为政治经历逊色，而他对待佛教的态度，竟然间接让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发生了改变。